不只《美女与野兽》的贝儿，她们也同样掌握了命运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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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二十六年前同名动画电影的真人版《美女与野兽》近日上映。这部影片力求在再现童话世界的梦幻场景的同时，展示新世纪精神面貌，选择了一向坚持为女权发声的艾玛·沃森担任女主角，试图为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添加一丝女权主义色彩。

在迪士尼此前的《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中，女性不仅被剥夺了身体上的自由，同时被害怕孤独、害怕被遗弃、害怕性暴力等精神层面的困扰所束缚，只能依靠王子来拯救。

而在《美女与野兽》中，从始至终，女主角贝儿命运的钥匙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一意孤行地读书、搞创造发明，还是坚拒加斯顿的求婚，或者决心替父受过将父亲推出囚笼，又或者是飞奔回头驰援野兽，到最后向野兽吐露爱意，从生活方式、人生道路到情感婚姻，每一个关口，她都听从自己的心去抉择，不被他人所左右，她是自己的主人。

而在一些普通人的眼中，女权主义者似乎是偏激、自大的。人们之所以对女权主义者产生负面印象，不止是因为人在男权传统心理下的应激回击，还因为许多女权主义者在研究和斗争的过程中无意间加深了性别关系的紧张程度，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黑暗时代的她们》，回顾女性主义斗争，也为女性主义者指出一条“脱枷”之路。

《黑暗时代的她们》

[英]杰奎琳·罗斯 著，王扬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3

女性主义的

脱枷之作

○林颐（书评人）

汉娜·阿伦特在1968年出版了《黑暗时代的人们》，她说，这部文集围绕的是为原本黑暗的公共性领域投入了光明的一些人，“他们都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出现了政治灾难、道德崩溃的时代，但却又是一个艺术和科学活动有着惊奇发展的时代。”

从此之后，“黑暗时代”常作为一个概念被广泛使用。书写者的目的在于凸显身处时代夹缝中的人们的勇气。英国作家杰奎琳·罗斯的《黑暗时代的她们》，就是一部向汉娜·阿伦特致敬的女性主义专著。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巨星、底层和生者。这些女性在天赋、才能和秉性上各有不同，但她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点。承袭阿伦特挑选黑暗时代杰出人物的原则，罗斯的书写对象皆具备无畏的品质，时代予她们以镣铐，而她们以激情焚烧己身，丑陋的现实因之曝露于公众面前，社会因她们的牺牲而有所触动。

△罗莎·卢森堡，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1919年1月，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被资产阶级“自卫民团”逮捕，随即遇害。

罗莎·卢森堡无从预知自己会被人狠命殴打致死。她也无从预知自己在1919年被杀害时，整个欧洲局势已经岌岌可危。她更无从预知阿伦特在1966年会撰写《罗莎·卢森堡》替她控诉悲剧的命运。

本书作者梳理了卢森堡的信札，既阐明她的革命思想，又从她的爱情生活中寻找女性主义的思想踪迹。卢森堡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特性，即对现实的忠诚，她忠于自己的内心，秉持批判的态度，无论面对爱情还是“主义”和“组织”。作者选择以卢森堡开篇，既奠定了全书沉郁积愤的笔调，也表明了自己的理念与阿伦特的亲密关系。

杰奎琳·罗斯

汉娜·阿伦特

尽管现代女性批评渐呈多元化，但在很多时候，它们仍然需要将男性权力作为一个参照物，用以映鉴社会身份的两性差异。

伍尔夫（又译作吴尔夫）说，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不做“家中的天使”；

波伏瓦说，女人不是“第二性”，“唯有争取自身的解放，此外别无他途”。

女人们在艰难不懈地自我拯救。

画家夏洛特·萨洛蒙，一个遭受外祖父凌虐性侵的小女孩，家族多名女性包括她的母亲、外祖母皆不堪忍受自杀身亡，以绘画对抗恐怖，逃离自己的命运。

还有玛丽莲·梦露，她的故事与被剥削的性有关，而她努力追寻的不过是撕下身上的标签，不再被物化消费。

△小夏洛特和她父亲

△玛丽莲·梦露

全书贯彻着“女性主义”的主线，但它还包含一条隐线，即女性个体的社会地位的确定，除了性别，族群文化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为何强调卢森堡与萨洛蒙的犹太人身份？种族和种族主义往往致力于强化性别秩序的僵局。特权和压迫更容易指向被歧视的种群中的女性。

假如女人不幸生存于男权统治森严的国度，她们该如何自处？

同样的疑问还有，为什么有些人会在这方面表现出无知、冷漠、愧疚和沉默？

所谓文明和野蛮的模糊分界，制度的合法性和文化的合理性，以及历史形成的伦理和风俗，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和建构呢？

如果仅仅瞩目性别观念，很容易让人忽略其它形式的不公，过多地陷入陈陈相因的男女纠葛，也可能加深性别关系的紧张程度，让女性主义背负上另一重枷锁。当本书作者杰奎琳·罗斯将她的目光扩展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性等问题上时，她的多重话语让这部作品更加沉潜、也更加超拔，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就了一部女性主义的脱枷之作。

   编辑| 罗婉 黄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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